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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罗马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授权之下向埃及开战，同年9月，双方在希腊安布拉西亚湾的亚克兴（Actium）海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海战。当时屋大维的海军和安东尼与埃及女王的联合舰队势均力敌，屋大维本人并不擅长军事指挥和沙场奋战（这是他与恺撒的根本差别之一），将战场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亲密战友阿格里帕。当年屋大维刚“出道”时，独具慧眼的恺撒就给他配备了一位颇具军事才能的青年助手阿格里帕。阿格里帕和屋大维年龄相仿，出身较为卑微，但是很早就表现出过人的军事天分，自从18岁以后他就一直追随在屋大维身边。恺撒遇刺时，阿格里帕和屋大维正在马其顿阿波罗尼亚军中整装待发，得到信息后，阿格里帕伴随屋大维星夜赶回意大利。在屋大维后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阿格里帕一直作为屋大维的军事首辅，多次帮助屋大维扭转战局，反败为胜。在亚克兴海战中，阿格里帕仍然担任罗马军团的前敌指挥官，负责统领调度所有的军事力量。安东尼与埃及女王的联合阵营这一边，众将领在关于战场和军事指挥权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从未经历过重大战役的埃及女王把战争视同儿戏，准备亲自统帅强大的埃及海军参加战斗。但是安东尼手下的一些重要将领都坚决反对这位刚愎自用的女人参战，而且不赞成与屋大维的军队进行海战，他们主张把对方军队引到希腊陆地上来进行决战。安东尼麾下的军队阵容强大（总兵力达30个军团之多），久经沙场，具有丰富的陆战经验，却并不擅长海战。但是埃及女王极力建议安东尼在海上作战，因为女王所乘坐的埃及旗舰是十排桨的巨轮，颇为壮观，充分显示了埃及王国的赫赫威风，在气势上明显压倒了屋大维由小型舰船组成的寒碜海军。据普鲁塔克所言，克丽奥佩特拉坚持参战的另一个原因，是唯恐屋大维娅会来化解双方的矛盾，动摇安东尼与屋大维一决雌雄的决心。一向惧内的安东尼拗不过埃及女王，只好同意在海上与屋大维进行决战，而且不顾众将领的激烈反对，坚持要让克丽奥佩特拉担任联合舰队的统帅。他的将领们改变不了安东尼的决定，而且不愿意忍受克丽奥佩特拉的辱骂，一些人索性就背离安东尼前去投奔屋大维，如安东尼的海军将领埃诺巴布斯（Ahenobarbus）等人。此前，安东尼的肱股大将普兰库斯和提提乌斯（Titius）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转向了屋大维麾下。公元前31年9月2日，双方海军在亚克兴海域展开了激烈的会战。安东尼与埃及女王的联合舰队拥有500艘舰船，其中许多都是八排桨至十排桨的巨型船只，而且装饰得花团锦簇，极力炫耀东方王国的富饶奢华。屋大维和阿格里帕率领的400艘战船，大多轻巧灵活，虽然其貌不扬，却便于快速穿梭。双方的参战人员也大致相当，加上陆军将士均在10万人以上。尽管安东尼在舰船规模方面占据上风，但是其军队士气却远远不能和屋大维军相比，安东尼麾下的罗马将士在心理上难免有一种屈辱羞耻的感觉——他们是在协从敌国与自己的祖国作战。至于那些从东方各国招募来的军队，更是乌合之众，迫于安东尼的威逼或者为了金钱利益而战，战斗力低下，一触即溃。虽然屋大维在军事才能和德行方面完全无法与恺撒相提并论，但是他的舆论宣传能力却比恺撒强太多。亚克兴海战的真实情况现在已经无法还原，但是按照一些历史书中的说法，当双方舰船激战正酣的时候，被血肉横飞的残酷场面吓得魂飞魄散、“面色苍白”的埃及女王带着自己的旗舰和六十艘埃及船只突然扬帆掉头逃跑了。眼见自己的女王撤退了，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安东尼也带着几十艘战舰追她而去，结果导致了他的整个舰队在海上群龙无首而全军覆灭。这场名为罗马与埃及之战，实为罗马巨头权力之争的冲突就这样合乎意料地结束了，再一次给后世的哲学家和文人们提供了一个“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佐证。亚克兴海战基本上决定了屋大维与安东尼之间这场权力斗争的结局。自从罗马开启内战以来，除了马略与苏拉的武力冲突之外，另外三场决战都是在希腊的土地上发生的。无论是恺撒与庞培的法尔萨卢战役，安东尼、屋大维与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的腓力比战役，还是屋大维与安东尼及埃及女王的亚克兴海战，都是分别控制了罗马帝国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两大势力之间的生死较量。而且从政治性质上看，主动进攻的西方势力都代表了一种新兴的专制因素，如恺撒与屋大维；而处于守势的东方势力则维系着一种岌岌可危的共和传统，如庞培、布鲁图斯等人（甚至连安东尼在与屋大维决战之前也吸引了许多罗马共和派人士和小庞培的残余势力）。这三场决战的结果都是西方势力战胜了东方势力，同时也意味着专制的因素压倒了共和的传统。亚克兴海战后，屋大维乘胜追击，像当年的恺撒一样从希腊一直追到了埃及。安东尼手下镇守利比亚昔兰尼加的四个军团很快就缴械投降了，穷途末路的安东尼在消沉绝望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与克丽奥佩特拉一起组建了夜夜狂欢的“极乐会”和尝试各种自杀方式的“偕亡社”（Dies Together）。他们派出使者去觐见屋大维，表示克丽奥佩特拉可以退位，安东尼愿意在埃及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平民，只求屋大维放他们一条生路。但是冷酷的屋大维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向埃及女王提出，如果她处死了安东尼，就可以换取优渥的待遇。万念俱灰的安东尼提出要与屋大维单打独斗，决一胜负；胜券在握的屋大维自然不屑于这种低贱的角斗士行径。安东尼决心奋力一搏，组织了最后一批残兵剩勇出城去与屋大维军队决战，结果又一次得到了众叛亲离的悲惨结局。在最后的时刻，安东尼像一个真正的罗马战士那样自刎而死，不失其英雄本色。这只是文学作品的浪漫渲染，历史事实却不尽相同。安东尼死后，公元前30年8月1日，屋大维的军队开进了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克丽奥佩特拉很快就成为屋大维的阶下囚。风情万种的埃及女王还想用自己的姿色去征服比她小六岁的屋大维，但是铁石心肠的屋大维却不为女色所动，他的如意算盘是把埃及女王作为战利品带回罗马去举行凯旋式，炫耀自己的赫赫功勋。埃及女王在得知屋大维的意图之后，以一种高傲的方式维护了王者的尊严——她用一条毒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克丽奥佩特拉死后，屋大维很快就把她与恺撒的私生子托勒密·恺撒杀死。虽然屋大维是恺撒的养子，但是他深知，“出现一大群恺撒可不是什么好事”，恺撒的亲子对于养子无疑是巨大的隐患（尽管屋大维一直都不承认托勒密·恺撒是恺撒之子）。安东尼与埃及女王所生的儿子被带回罗马，在凯旋式上*示众，后来下落不明；女儿则被嫁给非洲的毛里塔尼亚国王为妻。但是安东尼与屋大维娅所生的两个女儿却得到了善待，后来竟衍生出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的几位皇帝。这场罗马与埃及的决战以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的死亡而告终，大获全胜的屋大维顺势吞并了埃及，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托勒密王国——至此寿终正寝。从此以后，繁荣富庶的埃及就成为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私人领地，由他委派心腹来进行管理。屋大维的一生与两个男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个是他的盟友和对手安东尼，另一个则是他的得力臂膀阿格里帕。阿格里帕在亚克兴海战中打败了安东尼，但是他们两人的后裔都与屋大维开创的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有着复杂的血缘关系，可以说他们的血胤共同组成了这个王朝。安东尼和屋大维娅生了两个女儿，姐姐叫大安东尼娅，妹妹叫小安东尼娅。小安东尼娅后来和德鲁苏斯——屋大维之妻李维娅与前夫所生——结婚，生育了日耳曼尼库斯和克劳狄乌斯等子嗣。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卡利古拉成为屋大维开创的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的第三位皇帝（屋大维本人和其养子提必略——屋大维之妻李维娅与前夫所生——分别为第一位和第二位皇帝），克劳狄乌斯则成为这个王朝的第四位皇帝（该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尼禄则是阿格里帕与屋大维之女尤利娅所生的三世后裔）。这种结果也算是一种历史报应吧——屋大维消灭了安东尼，开创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王朝，但是这个王朝的后继者竟然是安东尼和屋大维娅所生女儿的后裔。屋大维从小就身体羸弱，老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安东尼曾经断定他活不了多久，但是他却活到了76岁高龄，至公元14年才寿终正寝。然而，屋大维虽然一统江山，功成名就，他毕生最大的遗憾也如同恺撒一样：没有亲生儿子来继承事业。屋大维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可谓是煞费苦心，他只有一个女儿，为了繁衍后裔让女儿先后嫁了数人，殚精竭虑地想让具有尤利乌斯家族血统的后裔来继承帝位。但是命运多舛，屋大维寄予厚望的尤利乌斯家族血脉子嗣（外甥、外孙等）都先他而亡，最后他竟鬼使神差地让安东尼的后裔——虽然是女系一脉——继承了香火，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安东尼九泉有知，也会欣然含笑了。屋大维和恺撒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恺撒具有雄才大略，武功文治兼备，且深有文学修养，待人宽宏大度，比屋大维更加富有人格魅力和浪漫情操。而屋大维则是少年老成，工于心计，冷酷严厉，深通政治权谋和韬略运筹。屋大维的最初崛起固然是借助了恺撒的名义，但是他在艰难坎坷的发展道路上却充分展现出自己出众的政治智慧和精明头脑。时势造英雄，屋大维利用恺撒被刺后的罗马政坛乱象，异军突起，纵横捭阖，年仅19岁就担任了罗马执政官，20岁就缔结了“后三头同盟”。到公元前30年，屋大维打败安东尼、统一罗马的时候年方33岁，可谓雄姿英发。但是擅长韬光养晦的屋大维却深深汲取了恺撒锋芒毕露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历史教训，凯旋后不显山不露水，按部就班地开启了政治变革的历程。屋大维消灭了安东尼之后，他的敌人基本上都已土崩瓦解，他将国家权力尽收囊中。当年腓力比战役结束后，屋大维就趁着安东尼忙于东方事务、雷必达远赴非洲的大好时机，在罗马培植自己的党羽，把心腹都增补进元老院或者提拔为各级官员，为日后的政治统治奠定组织基础。当年恺撒之所以功亏一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一个忠诚的党派团体，他的麾下汇集了大量的叛党残余和逐利之徒。所以年轻的屋大维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培育自己的忠实部属，并把他们安插到国家的重要机构中。在缔结了“后三头同盟”后，共和国由三位巨头来共同管理，大家都不再担任执政官（只有雷必达出任过公元前42年的执政官，在安东尼和屋大维率兵进行腓力比会战期间镇守罗马）。在后三头统治的十年期间，执政官实际上已经成为他们的*人，沦为罗马政坛上的二流角色。到了公元前33年，雷必达被解除了军权，屋大维与安东尼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中，“后三头同盟”已经瓦解，这时屋大维再度出任罗马执政官。两年以后（公元前31年），与安东尼重启战火的屋大维第三次担任执政官，此后就一直连任多年。在此期间，屋大维已经消灭了安东尼和一切敌对势力，如同当年的苏拉和恺撒一样，在罗马树立了绝对的权威。公元前27年，屋大维已经像马略一样担任了七届执政官（其中有五届是连任）。在此期间，他对罗马元老院进行了彻底改组，将其中的异己者加以清除，把自己的党羽增补进去。经过重新组合，到了公元前18年，屋大维将元老院人数从恺撒时代的九百人压缩到六百人，又回到了苏拉当年的议员规模。到此时，经过血腥的内战冲刷，罗马元老院里传统的名门望族早已是风雨飘摇，现在增补进来的大多是新生代的暴发户，其中也包括一些外省人甚至获释奴隶。“他们的举止和谈吐是粗鄙的；他们的异族名字是对罗马贵族的讽刺。”（塞姆）他们的出身和背景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曾经为屋大维立下过汗马功劳，对屋大维忠心耿耿。实际上，此时的罗马元老院已经成为屋大维的私家庭院，元老们都成为替他看家护院的马弁，唯其马首是瞻。一个以元老院为核心的屋大维党已经卓有成效地建立起来了。屋大维被重新洗牌的元老院授予了一个重要称号——“元首”（Princeps），意即“元老院首席”（Primus Inter Pares）。这个称号其实早已有之，最初是用来指称元老院中那些最受人敬仰的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例如西庇阿、梅特鲁斯、西塞罗、小伽图等人。“元首”同时也被称作“第一公民”（The First Citizen）。屋大维通过“元首”或“第一公民”的称号来表明自己并非凌驾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之上的专制君主，仍然还是共和国的公民，只不过是坐在元老院的首席交椅上，或者排在共和国公民行列的排头兵而已。“元首”或“第一公民”的称号完全符合罗马共和国的“S.P.Q.R.”的精神内涵，与国王、僭主、法老、皇帝乃至独裁官等专制统治者有着本质区别。在现代世界中，各国最高领导人仍然被称为“国家元首”。公元前27年1月13日，已经是第七次担任罗马执政官的屋大维突然在元老院里发表了名为“恢复共和”的演讲。他庄严地宣布，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和平已经开启，罗马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因此自己将放弃一切权力和职务，将共和国交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来管理：“内战平息之后，经全体国民的一致同意，我掌控了所有的权力。在我第七次担任执政官时，我决心将自己的所有权力归还到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手里。”（《奥古斯都功德碑》）屋大维的这个决定非常类似于公元前80年苏拉的急流勇退，而此时他尚未年满36岁。群情激动的元老们纷纷恳请屋大维不要放弃他一手打造的共和国，没有他的英明领导，国家将不可能长治久安。屋大维勉强地接受了元老们的请求，同意继续履行职务，尽力为共和国服务。3天以后，元老院再次举行会议，有人建议赋予屋大维“再世的罗慕路斯”的称号，但是老将普兰库斯却提议授予他一个全新的荣誉称号：“奥古斯都”。“奥古斯都”一词具有“神圣的”“庄严的”“至尊的”含义，它源于罗马宗教活动中的“庄严的占卜仪式”（Augusto Augurio），这是一个比“伟大的”（Magnus）更加神圣崇高的称谓。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前曾经经历过七王的统治，但那时的王国只是弹丸之地，国王的权力也非常有限。在共和国成长的四百多年间，罗马再也没有出现过国王，更没有东方式的专制君主（如波斯的皇帝或埃及的法老）。在罗马共和国，最高的行政长官就是年度制和同僚制的执政官，他们充其量只是国家的公仆，而不是集权的统治者。偶尔产生的独裁官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那只是一个有限期规定（6个月）的非常设官职，而且自从恺撒被刺杀以后就已经永久性地被取消了。由于罗马人民一向对专制君主深恶痛绝，所以此前所有的专权者（马略、苏拉、恺撒等）都不敢贸然接受帝王的称谓和象征（恺撒曾在公众集会时3次拒绝了安东尼献给他的王冠）。现在这个全新的尊称“奥古斯都”倒是为屋大维的集权统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名头，它更多地具有神圣的意味，而无专制的嫌疑，正好适合深受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爱戴的屋大维的身份。从此以后，“奥古斯都”就成为一个比执政官更加庄严神圣、也更有实权的至高称号，使屋大维既享有了东方皇帝的集权之实，又避免了专制君主的坏名声。在罗马，与中国的“皇帝”一词相对应的至高称号就是“奥古斯都”。自从屋大维之后，罗马帝国以及后世西方形形*的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都被称为“奥古斯都”，意即“皇帝”。所以，研究罗马历史的学者们通常都把公元前27年屋大维获得“奥古斯都”称号作为共和制与帝制的分水岭。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屋大维的正式名称改为：英白来多·尤利乌斯·恺撒·奥古斯都在意大利和欧洲的一些地方，古罗马时期修建的凯旋门上面都会镌刻着一些重要的词语或缩写语，如“CAESAR”（恺撒）、“DIVINE”（神圣的）、“AUG.”（奥古斯都）等，而写在第一位的往往是“IMP.”。“IMP.”是“Imperator”的缩写，意思就是“凯旋将军”或“大统帅”。这个名称原本是军队将士自发地赋予他们所敬爱的带兵将领的尊称，后来逐渐演变为执掌兵权的军队统帅的光荣称号，庞培、恺撒等人都曾获得过这个光荣称号。公元前36年，屋大维依靠阿格里帕打败了小庞培之后，也被士兵们赋予了“Imperator”的称号。公元前29年，从东方胜利归来的屋大维在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然后就开始解散军队和安置老兵。现在罗马已经进入和平时期，不再需要维持庞大的军队。屋大维把战时扩充和收编的70个罗马军团仅仅保留了26个，布置在高卢、叙利亚、西班牙等边疆地区，其余的军团尽数解散。他给老兵们分配了殖民地的肥沃土地，发放金钱物资奖励，赢得了广泛的人心。屋大维虽然解散了军队，但是他深知军权不可放弃。屋大维时代的罗马帝国不仅包括意大利和希腊等核心区域，而且还覆盖了西边的西班牙，北边的高卢，东边的小亚细亚和西亚，南边的北非和埃及等地区。按照共和国的惯例和苏拉所强化的规定，意大利本土是不允许驻军的；而希腊、西西里、撒丁以及北非等高枕无忧之地也不需要驻军。但是高卢面临着莱茵河彼岸的日耳曼人的骚扰，叙利亚面临着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帕提亚人的威胁，这些地区必须派遣军队驻守，以便御敌戍边。而西班牙虽然面对大海，但是这里的土著民族经常发生叛乱，而且西班牙长期以来一直是庞培派的大本营，所以也需要派兵镇守。公元前27年屋大维发表“恢复共和”演讲，受到元老们的极力挽留之后，他表示自己愿意在以后的十年中承担一项艰难的使命——负责治理高卢、西班牙和叙利亚（包括塞浦路斯和西里西亚）这三个边疆行省。这不仅是罗马帝国最大的三个行省，而且也是需要驻扎重兵的地区。这样一来，罗马的行政区划就被分为驻军的皇帝行省和不驻军的元老院行省，前者由奥古斯都本人指派*人进行统治，后者则由元老院任命总督来进行管辖。于是，军权就牢牢地控制在奥古斯都的手里了。前三头同盟”在卢卡划分势力范围，恺撒统治高卢，庞培治理西班牙，克拉苏管辖叙利亚，三人共拥有二十多个军团。而此时，屋大维一人就将这三个地方全都变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驻扎在这三个行省的总兵力也是二十多个军团，可见屋大维的格局要比“前三头”大得多。除了西边的西班牙、北边的高卢和东边的叙利亚之外，屋大维还将南边的埃及设置为皇帝的私人领地，由他委派专人进行管理。后来随着一系列扩张征服，屋大维又把新纳入罗马版图的诺里库姆、潘诺尼亚、伊利里库姆、默西亚等地（多瑙河沿岸直至黑海的帝国北部地区）以及小亚细亚西部的加拉提亚等地都变成了皇帝行省。屋大维在执政的早中期还不断地到各个行省去巡游视察，加强与统兵将领们的联系，使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奥古斯都的绝对忠诚。这样一来，罗马帝国的四周地带以及主要的军队都掌握在屋大维手里，只要他一声令下，他的心腹部属们马上就会率领军队开进意大利，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岂敢不俯首听命？屋大维还建立了禁卫军团（Praetorian），包括9个大队，每个大队的编制为1000人，包括步兵和骑兵。禁卫军分别驻守在罗马和意大利各地，用于维持社会秩序，同时也对元老院产生了重要的威慑作用，这样就弥补了行省军队远水救不了近火的缺憾。屋大维的亲密战友阿格里帕担任禁卫军团总指挥，禁卫军的主要来源是忠诚勇猛的罗马骑士阶层青年，其神圣天职就是保护元首和罗马的安全（屋大维深深汲取了恺撒解散卫队毫不设防的沉痛教训）。禁卫军团的年薪待遇远远高于罗马军团，这支卫戍部队完全听从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的号令。历代罗马皇帝都深知，军队是保障集权统治和政权稳固的根本。因此，纪念皇帝丰功伟绩的凯旋门上，往往都会把“IMP.”写在最前面，在中文里这个缩写词就被译为“皇帝”。屋大维不仅成为元老院的“元首”，拥有“奥古斯都”的至高权力，掌握“英白来多”的军事统帅权，管辖罗马帝国四周的重要行省，而且他还获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力，那就是保民官特权（Tribunicia Potestas）。自从罗马共和国建立之日起，罗马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贵族与平民的矛盾，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化决定了共和国的兴衰存亡。到了共和国后期，从格拉古兄弟开始，历经马略、苏拉、庞培、恺撒，一直到屋大维，他们都致力于协调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各自的立场互不相同，有人偏重于平民，有人偏重于贵族。恺撒和屋大维都是依靠平民的大力支持而发迹的，但是他们却属于贵族阶层（屋大维原本并非贵族阶层，后因成为恺撒养子而继承了尤利乌斯家族的贵族身份）。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贵族（指古老的血统贵族）出身者不能担任平民保民官，因此恺撒和屋大维只能利用安插在公民大会中的保民官来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当年贵族出身的克劳狄乌斯为了成为平民保民官，曾自贬身份，由贵族变为平民，最后成功地担任了保民官。到了屋大维执政时期，他虽然碍于身份和法律的限制不能成为平民保民官，但是他却通过公民大会的支持，获得了保民官特权，特权包括如下内容：第一是具有保民官召集公民大会的权力；第二是拥有保民官在公民大会中的政策提案权；第三是拥有保民官对元老院决议的否决权；第四是享受保民官人身神圣不受侵犯的权利。这样一来，屋大维不仅成为控制元老院的“元首”，而且还成为享受保民官特权的“人民领袖”，因而就把这两个长期以来相互对峙的社会阶层——贵族和平民——全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公元前13年，被解除兵权后担任罗马大祭司长的雷必达也寿终正寝了，于是屋大维就顺理成章地接过了这一终身制头衔（恺撒一直到死都保有这个头衔），从而又成了罗马的最高宗教领袖。虽然这个职务并没有太大的政治权力，但是在虔信宗教的罗马人民心中却享有很高的声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屋大维作为人民领袖的权威地位。在一些罗马雕塑中可以看到，成为奥古斯都之后的屋大维较少身着戎装（不同于后世的许多罗马皇帝），更多时候是穿着大祭司袍，更像是东方的神王（如埃及的法老）。公元前23年，在经历了一场关乎生死的大病，以及平定了一次未遂的叛国阴谋之后，屋大维终于辞掉了执政官的职务（至此他已担任了十一届），而把更多的国家事务交给他所信任的忠实战友阿格里帕、精明的梅塞纳斯（Maecenas）以及他的妻子李维娅来管理。屋大维现在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奥古斯都了，执政官头衔变得无足轻重，他只需要抓住两样最重要的东西——行省军队统帅权和保民官特权就行了。事实上，屋大维与恺撒一样，始终就是靠着军队和民众的拥戴而掌握政权的。到了统治的晚年，早已不再担任执政官的屋大维越来越意识到建立一个由自己亲信所组成的内朝的重要性，于是他就筹划了一个常设的行政中枢机构。这个被称为“元首的辅助机关”（Concilium Princepium）的内朝就相当于今天的*内阁，但是其权力却凌驾于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立法权之上从立法上来说，屋大维身居元老院首席之位，并且拥有保民官的一系列特权，同时控制了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从行政上来说，屋大维是“元首的辅助机关”的核心与首脑（司法权也属于“元首的辅助机关”的职权范围）；从军事上来说，屋大维是三军大统帅；从宗教上来说，屋大维是罗马大祭司长。此外，屋大维还拥有一个超越所有机构和权力的至高无上的头衔——“奥古斯都”，他生前就已经被罗马人民崇奉为神明，和遇刺的恺撒一起与诸神并列，接受罗马人民的崇拜。公元前2年，元老院又赋予屋大维“祖国之父”的光荣称号，这是罗马城的奠基者罗慕路斯、共和国的捍卫者卡米卢斯，以及打败了凶悍的辛布里人的伟大将领马略曾经享受过的荣耀。“祖国之父”与“奥古斯都”相映生辉，使屋大维成为罗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雄。屋大维去世以后，“奥古斯都”的称号也被载入了罗马历法。由于屋大维是在公元前30年8月率军进入亚历山大、征服埃及的，而且他也是在公元14年8月去世的，所以罗马历中的8月就改为“Augustus”（英文为“August”）；而尤利乌斯·恺撒是7月出生的，因此罗马历中的7月也相应改为“Iulius”（英文为“July”）。罗马历法中的一些月份都是献给神明的，如1月献给双面神雅努斯、3月献给战神马尔斯、6月献给朱庇特的妻子朱诺，等等，只有7月和8月这两个月份是分别献给神化了的恺撒和屋大维的。在屋大维时代，独裁官被永久废除了，但是“奥古斯都”却应运而生，一个新历史纪元由此开始。从表面上看，屋大维实行的元首政治仍然属于共和政制的范畴，并没有多少人明确地意识到它已经转向了帝制。尽管在元老院和执政官之上有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奥古斯都”，但是罗马仍然被视为共和国，它的标志仍然是“S.P.Q.R.”。而且身为奥古斯都和元首的屋大维在一些重大事务上并不独断专行，他仍然尊重元老院的意见，与元老们——大多是屋大维的心腹党羽——精诚合作。屋大维虽然大权在握，却并非东方——波斯、埃及等——意义上的专制君主，他开创了所谓的“两头政治”，即元首为一头，元老院为另一头，双方相互协调，元老院在罗马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屋大维去世之后，继任的奥古斯都们都要尽力处理好与元老院的关系，碰上一两个孱弱无能的皇帝，往往还会被强势的元老院玩弄于股掌之间。从公元前27年屋大维获得“奥古斯都”称号开始，一直到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称帝，在这长达300年的时间里罗马政制被称为元首制。在或多或少发挥作用的元老院和形同虚设的公民大会之上，有一个执掌军权的奥古斯都统管全局，罗马的政治状况取决于奥古斯都与元老院之间或松或紧的联盟关系。这种以元首制为特征的“两头政治”在名义上仍然属于共和政制，只不过现在不再是元老院与公民大会之间的共和，而是元首或奥古斯都与元老院之间的共和。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登上皇帝宝座后，开始把元老院踢到一边，将法律的颁布和废止完全掌控在手中，甚至把首都从罗马转到东方的尼科米底亚（小亚细亚北部），一种东方式的绝对君主专制才最终鸣锣上场。屋大维一方面通过循序渐进的集权方式，潜移默化地实现了从共和向帝制的转化。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结束了内战，给罗马人民带来了和平和秩序。屋大维统治罗马长达44年之久（从公元前30年到公元14年），在此期间，屋大维对外息兵罢战。他与东方宿敌帕提亚帝国握手言和，帕提亚人也归还了当年缴获的克拉苏军团军旗和一些幸存的罗马战俘。在北方，强大的罗马军团沿着莱茵河、多瑙河一线布防，两条河流彼岸的日耳曼民族尚未形成气候，不足以对罗马帝国产生威胁。西边和南边则面对着大海和沙漠，罗马人更是可以高枕无忧。自从屋大维关闭了雅努斯神庙大门之后，地中海周边世界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度过了长达200年的和平时代。小规模的对外扩张时有发生，但是没有再爆发过大型战争，整个国家处于一派和平安宁的景象中。屋大维在对外息兵的同时，也对罗马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他大兴土木，修建公共工程，使罗马的面貌焕然一新。他斥资修缮了年久破损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并支持阿格里帕和其他部属新修了从罗马通向四面八方的许多道路和城市水渠。屋大维还着手实施在罗马广场上修建恺撒神庙和在帕拉蒂尼山上修建阿波罗神庙的计划，以战神马尔斯神庙为中心的奥古斯都广场也在筹建之中。在屋大维统治期间，意大利人甚至外省人已经迅速地开启了罗马化的历程，许多成功人士跻身罗马元老院和权力中心。“罗马”的含义早已不再局限于那个狭小的七丘之城，甚至也不限于意大利，而是代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中海世界帝国。罗马帝国的人口在几十年间稳步增加（根据罗马人口普查的结果，享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人数从公元前28年的406.3万增长到公元14年的490.7万），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兴旺发达，罗马帝国进入了繁荣昌盛的鼎盛时代。屋大维还大力推动传统宗教的复兴运动，整饬道德，颁布《婚姻法》和《通奸罪法》来保障家庭权益，鼓励人民结婚生子，遏制愈演愈烈的*风气，弘扬古朴的美德精神。同时屋大维也热衷于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他的重要助手梅塞纳斯不仅擅长外交，而且也善于招揽天下文人墨客，许多优秀的诗人和艺术家都聚集在他的门下，其中最重要的有维吉尔和贺拉斯。因此，屋大维也开启了罗马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罗马伟大的桂冠诗人贺拉斯对屋大维统治时代的和平强盛景象赞美道：“恺撒（指屋大维）啊，你的统治已为各处的农田复活了丰盛的蔬果，已从帕提亚人傲慢的门柱上为我们的朱庇特夺回了被敌人抢走的军旗，已在全境消弭了兵祸，关闭了罗慕路斯建造的雅努斯拱门，为逾越正确秩序的放纵套上了缰绳，清除了泛滥的罪，重新召回了古老的美德，正是靠它们，我们拉丁民族的名字和意大利的力量才不断增强，罗马帝国的名声和威望才从太阳栖息的西方一直延伸到它每日升起的东方。”公元14年8月19日，76岁高龄的屋大维在享尽人生辉煌之后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向亲属和朋友们交代完后事，然后像希腊喜剧演员一样说了一段精彩的终场词：“既然我已经出色地扮演了我的角色，你们就鼓掌吧，让掌声伴送我退出这舞台。”（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从政体形式上来看，罗马国家的全部历史可以分为三部曲：第一部是王政，第二部是共和国，第三部则是帝国（内政意义上的）。而罗马帝国时期又可以分为元首制和君主制两部分，大体上是以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称帝为界。公元14年屋大维寿终正寝，其养子提必略继位，继承了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这个王朝只维系了半个多世纪，于公元68年灭亡。在军阀混战的一片乱象中，罗马的军团统帅韦斯巴芗荡平群雄，建立了弗拉维王朝。经过父子三人的相继统治，该王朝延续到公元96年戛然而止，一个辉煌的“五贤帝”时代接踵而至。在经历了图拉真的赫赫武功、哈德良的皇皇文治、安东尼·庇护的承平盛世和马可·奥勒留的哲学沉思之后，“五贤帝”时代至公元180年黯然结束，“角斗士”皇帝康茂德再度把罗马帝国引入了内乱和衰败。在罗马人自毁社稷的纷乱之中，狄多女王和汉尼拔的诅咒开始应验——一位出身北非的军阀塞维鲁凭借武力攫取了罗马帝位，建立了塞维鲁王朝。该王朝自始至终都带着一股暴戾和阴谋的血腥气息，无论是塞维鲁本人，还是他的儿子——罗马第一暴君卡拉卡拉，以及躲在幕后暗中操控的后宫佳丽们，都以变态凶残而著称，似乎要以一种变本加厉的方式将迦太基的历史仇恨倾泻到罗马人头上。公元235年，塞维鲁王朝的最后一位孱弱无能的皇帝亚历山大和他的强悍母亲一起被近卫军杀死，罗马由此进入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兵营皇帝”内乱时期（“3世纪的危机”），一时间皇帝如同走马灯一般变换不已，难以计数。一直到公元284年，戴克里先再度完成罗马的统一，建立“四帝共治”制度取代了元老院的地位，用东方式的君主制取代了传统的元首制。自从屋大维对罗马共和政制进行变革更新之后，在三百年的时间里，他所开创的元首政制始终在形式上得以维系。元首制的基本特点就是奥古斯都或元首与元老院相互倚重，彼此制衡，表现为另一种形式的共和制，即元首与元老院之间的共和。在屋大维之后的历代王朝中，虽然奥古斯都统揽大权，但是元老院在罗马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元老院与皇帝（奥古斯都）之间维持着一种动态的权力制衡关系，此消彼长，双方的联系也时松时紧，关系或好或坏。有时候皇帝专横跋扈，就打压元老院；有时候皇帝积弱不振或疏于朝政，元老院就会当仁不让地来主宰大局。但是，戴克里先在攫取了帝位之后，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四帝共治”制度，罗马帝国的所有权力都掌握在拥兵自重的四位皇帝（两正两副）手里，元老院则完全被抛置在一边。戴克里先不仅把首都建在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而且还广泛地借鉴了东方——埃及、波斯等——的专制君主制度。到了“四帝共治”制度结束之后，这种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又被重新一统江山的君士坦丁皇帝发扬光大。此后相继建立的君士坦丁王朝、瓦伦提尼安王朝和狄奥多西王朝尽管时有分合，或强或弱，但是在君主专制方面却是一脉相承。到了4世纪末叶，君主制政体下的罗马帝国已经病入膏肓，乱象丛生。公元395年，狄奥多西皇帝去世之前正式把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分别赐予他的两个儿子。长子阿卡狄乌斯（Arcadius）统治帝国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即东罗马帝国；幼子霍诺里乌斯（Honorius）统治帝国西部，以罗马为首都，即西罗马帝国。从此以后，这两个罗马帝国就在法理上彻底分道扬镳，各奔东西，罗马帝国再也没有统一过。帝国分裂之后不久，居住在多瑙河、莱茵河彼岸的日耳曼民族开始大举入侵罗马帝国，首当其冲的西罗马帝国很快就在一支支蛮族部落的瓜分之下土崩瓦解。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小罗慕路斯被雇佣兵首领奥多维克废黜，西欧从此进入了蛮族王国统治的“黑暗时代”和稍后的封建社会。在日耳曼人的入侵浪潮中幸免于难的东罗马帝国此后又延续了一千年时间，最终在1453年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摧毁。至此，辉煌无比的罗马帝国就从历史舞台上消遁了，留给后世一部令人扼腕而叹的悲壮史诗。从公元前753年罗慕路斯兄弟创建罗马城开始算起，到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被废黜，其间历经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设若再算至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段历史则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罗马文明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覆盖面广，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其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了希腊文明。一部罗马史就如同一部悲喜剧，前半段悲歌慷慨，气势磅礴；后半段则猥琐鄙俗，滑稽丑怪。轰轰烈烈的罗马英雄故事至屋大维当政时基本上告一段落，在后来的帝制时代，可圈可点的也仅有图拉真、哈德良、君士坦丁等人。而这些屈指可数的杰出人物，倘若与罗马共和国时代的诸多英雄相比，也难免相形失色。因此，关于罗马帝国数百年的演变历程，就只需点到为止了。作为奥古斯都，屋大维的人生是极其辉煌的；但是作为一个人，屋大维的命运却是悲哀的。屋大维结束了内战，开创了罗马统治下的长期和平，创建了元首政治，把罗马城建造成光芒万丈的世界之都。但是，他在统治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继承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使得人到中年以后的屋大维心力交瘁、极尽烦恼。屋大维一生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是在波洛尼亚缔结“后三头同盟”时，为了修复与安东尼的关系，屋大维娶了安东尼的继女克劳狄娅，但是他很快就休掉了这个令人厌恶的女人，甚至从来没有与她同房。第二次是在与安东尼暗中较劲的过程中，为了笼络仍然具有强大实力的塞克斯图斯·庞培，屋大维娶了他的表妹斯克里波尼娅（公元前40年）。斯克里波尼娅为屋大维生了一个女儿，即尤利娅，这是屋大维一生中仅有的骨肉。但是两年以后，屋大维闪电般地与年长且凶悍的斯克里波尼娅离婚，并与出生于罗马显贵克劳狄乌斯家族的李维娅·德鲁西拉（Livia Drusilla，公元前58年—公元29年）缔结了婚姻（李维娅在童年时即被过继给保民官李维·德鲁苏斯）。如果说屋大维的前两次婚姻都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三次婚姻却是出于纯粹的爱情——他与兼具美貌、才智和家族影响力的有夫之妇李维娅一见钟情，利用罗马三头的权威迫使李维娅的丈夫——罗马元老提必略·克劳狄乌斯·尼禄休妻，然后与李维娅喜结连理，白头偕老。恺撒风流倜傥，浪漫多情；屋大维却老成持重，城府极深，对于男女之事一向比较谨慎。虽然坊间也曾流传屋大维的一些风流韵事（特别是古罗马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对此类事情津津乐道），例如他与梅塞纳斯之妻的私情等，但是这些说法都很难印证。从屋大维终生与李维娅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事实也可以看出，他对李维娅果然是一往情深。李维娅虽然始终未能给屋大维留下一男半女，但是她却颇具妇德，在政治上也能为屋大维分担忧患。尤其是在屋大维的左膀右臂阿格里帕去世、梅塞纳斯淡出政坛之后，李维娅更是成为奥古斯都所倚重的贤内助，并被赋予“奥古斯塔”（Augusta）的称号（“奥古斯塔”后来成为西方皇后的称号）。虽然在关于继承人的问题上李维娅曾与屋大维有过分歧，甚至有传言说屋大维的两个外孙之死都与她有关，但是这些流言蜚语并没有影响屋大维对她的信任。一直到屋大维的生命终末，李维娅都忠实地陪伴在他的身边。在屋大维死后公布的遗嘱中，李维娅及其与前夫克劳狄乌斯所生之子提必略被指定为屋大维的财产主要继承人，提必略作为屋大维养子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奥古斯都。屋大维去世后，李维娅又活了15年，她在继续维系屋大维所开创、提必略所继承的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的政治统治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也对提必略的权力多有掣肘，致使后者心灰意懒，隐居海岛。与恺撒一样，屋大维一生只有一个女儿——也叫尤利娅（Julia，公元前39年—公元14年）。尤利娅是屋大维的第二任妻子斯克里波尼娅所生，后来屋大维与李维娅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后者却未曾为他生儿育女。由于没有男性子嗣，屋大维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尤利娅身上，指望通过姻亲关系来延续尤利乌斯家族的血统。屋大维是恺撒姐姐的后裔，又被恺撒指定为养子，名正言顺地沿袭了尤利乌斯家族的血脉。为了维系这一脉古老的高贵血统，屋大维先后为女儿安排了三次婚姻，分别将她嫁给了自己的外甥马塞卢斯、亲密战友阿格里帕，以及李维娅带来的继子提必略，其良苦用心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外孙将来能够接续奥古斯都的统治权。多神教之间容易彼此融通，而一神教则具有较强的独尊性和排他性，很难与其他宗教和平相处。恺撒、屋大维等罗马统治者深知其中的奥妙，故而一直以柔性的方式来对待犹太人，免除他们向罗马纳税和参加军队的义务，并且尊重他们的宗教习俗，如行割礼、守安息日等，只要犹太人不反对罗马人的政治统治即可。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的宗教圣殿是极其神圣之地，除了犹太教徒之外，其他人一律不得进入；尤其是其中的内殿，一年中只允许大祭司进入一次，一般犹太教徒也禁止入内。当年庞培初次占领耶路撒冷时，因为不知情而擅闯其中，激起了犹太人的极大愤慨。后来的罗马统治者都比较尊重犹太教的教义，在耶路撒冷也不驻扎军队，实际上是默许犹太宗教祭司在耶路撒冷实行政教合一的自治。然而，这种宽容政策却进一步助长了犹太人的卓尔不群，诚如一神教很难与多神教相合流一样，犹太人也很难真正融入罗马主流社会。罗马人不仅擅长征服，而且善于通过普遍性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来同化被征服的民族，但是犹太人却始终恪守其特立独行的宗教信仰和禁忌，成为罗马帝国中格格不入的“异类”。当其他民族——西班牙人、希腊人、高卢人、北非人、埃及人等——都潜移默化地融合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只有犹太人不断地通过暴动来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在政治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往往会留下一群败家子，而一个暴戾之君死后则通常会出现一个繁盛的新纪元。乖谬诡异的图密善被内侍刺杀之后，弗拉维王朝也气绝而终，罗马帝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五贤帝”时代则应运而生。从公元96年年事已高的涅尔瓦被元老院推举为新皇帝，到公元180年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去世，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帝国接连出现了五位励精图治、功高德劭的统治者。在他们薪火相传的精心治理之下，由屋大维奠定了坚实根基的罗马帝国一路高歌猛进，达到了最繁荣昌盛的巅峰状态。在此期间，罗马帝国的版图拓展到了最大化（约为590万平方公里），军力强大（罗马帝国长期保持着28个军团戍守边疆），边防稳固，威震四海。国内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罗马总人口超过了5000万，许多人的寿命都达到了60岁以上。国家的公共建设和文化事业也兴旺发达，罗马文明如日中天，光芒万丈。18世纪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对“五贤帝”时代赞誉道：假如请人指出，在历史上究竟哪段时间人类最快乐最幸福？他会毫不犹豫地说，从涅尔瓦就位到奥勒留死亡这段时间，他们当政时期的*都是以人民幸福为宗旨。”罗马帝制自从被屋大维开创以来，一直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过程中。屋大维虽然在长达44年的执政期间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元首制的政体根基，并通过权力的传承延续了帝制的衣钵，但是他所建立的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从提必略当政晚期就开始不断地出现统治危机。凶残暴戾的卡利古拉乘人之危抢班夺权，仅仅统治了不到四年就遇刺身亡；懦弱平庸的克劳狄乌斯倚重元老院得以长治久安，然而最后还是被人毒死。至于尼禄，更是因其荒唐怪僻的行径而引起罗马人民的共愤，最终不仅身首异处，而且还葬送了屋大维殚精竭虑所建立的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由于屋大维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帝制的政治规范和制度架构，再加上罗马元老院已经沦为如蚁附膻、唯命是从的皇帝附庸，所以卡利古拉、尼禄等人的暴毙并没有动摇罗马帝制的传统。在皇帝的残暴统治所激起的反抗浪潮中，罗马元老院和封疆大吏可以使用武力来推翻无道昏君，却不可能使罗马再恢复到遥远的共和政制，因为罗马人已经习惯于皇帝的统治了。卡利古拉一命呜呼，可以换一个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家族的人来继续统治国家；当这个家族实在断绝了血脉（如尼禄），那就只能遵循丛林法则，强者为王。弗拉维王朝就这样在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的尸骸上建立起来了。现在轮到弗拉维王朝重蹈覆辙了，图密善像尼禄一样不得善终，弗拉维王朝也和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一样气数已尽，后继无人。但是，帝制的传统已经成为历史的惯性，不可移易，除了皇帝，无人能够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于是，因图密善暴卒而扬眉吐气的元老院必须重新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接替帝位，帝国的时运就这样砸到了老好人涅尔瓦的头上，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也由此阴差阳错地开启了。马可·科塞乌斯·涅尔瓦（Marcus Cocceius Nerva，公元30年—公元98年）出身于罗马硕果仅存的古老名门之一，该家族的男性世世代代均为罗马元老，而且多有学识渊博之士。涅尔瓦的祖父曾是提必略最为知己的私友，长期与提必略一起隐居在卡普里岛谈玄论道。涅尔瓦的父亲出任过卡利古拉时代的执政官，并与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建立了姻亲关系。涅尔瓦在年轻时曾深得尼禄皇帝的信任，和这位荒唐的皇帝一起热衷文艺、纵情声色，并于公元65年被尼禄提名出任了罗马执政官。韦斯巴芗奉尼禄之命前往犹太平叛时，曾把幼子图密善托付给好友涅尔瓦照料；后来韦斯巴芗与维特里乌斯争夺帝位，也曾得到在元老院里举足轻重的涅尔瓦的大力支持。韦斯巴芗称帝后，涅尔瓦再度出任执政官。后来在图密善掌权的后期，这位暴戾之君为了协调与元老院的紧张关系，又一次选择了老成稳健的涅尔瓦作为自己的同僚执政官。由此可见，涅尔瓦不仅是弗拉维王朝的三朝元老，而且还是尼禄时代的前朝旧臣，在罗马政坛上可谓是根深蒂固，声望甚高。公元96年图密善皇帝死于非命，元老院在经历了一阵兴奋的狂欢之后很快就把图密善的同僚执政官涅尔瓦推上了帝位。当时涅尔瓦已经是66岁高龄，早已到了赋闲归乡、颐养天年的岁数。罗马元老院之所以当机立断地把这位垂垂老叟推举为皇帝，一来是由于他优越的身世背景和丰富的政治阅历（此时他正在担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罗马执政官），二来则是因为涅尔瓦性情温和且年迈无嗣，是一个最为合适的过渡性人选。元老院在面对图密善被刺身死的突*况时，为了安抚人心，尤其是安抚拥戴图密善的士兵（图密善曾因给罗马士兵增加薪俸而受到军队的热爱），控制罗马的政局，必须推举出一位广大民众和行省军队都能够接受的中庸角色，而年高德劭的涅尔瓦正好符合这个要求。于是，对于帝位毫无觊觎之心、已经准备告老还乡的涅尔瓦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涅尔瓦果然不负元老院的厚望，上台后即修复与元老院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开源节流的政策措施，缓解民间疾苦，推动经济发展，为“五贤帝”时代的繁荣昌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涅尔瓦虽然资历深厚，与元老院关系密切，但是他长期以来都是担任文职，在罗马军队中缺乏根基，而此时罗马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心的向背。早在共和国后期，军队就开始作为一支重要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到了屋大维建立帝制之后，军队更是成为皇帝权力的重要支撑，掌握军权的行省总督都是皇帝的心腹爪牙，近卫军更是皇帝赖以维系集权统治的私人利器。老于世故的涅尔瓦深知此中三昧，面对蠢蠢欲动的行省军队和桀骜不驯的近卫军团——军队中始终涌动着为图密善复仇的呼声，近卫军还曾一度绑架了未答应其要求的涅尔瓦，他只有倚重手握军权的重镇大员才能够稳定局势，坐稳江山。因此在登上皇位的第二年，涅尔瓦在参加朱庇特神庙的一次祭祀活动之后，突然对元老和人民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把上日耳曼军团指挥官兼总督图拉真指定为养子，授予其“恺撒”的称号和保民官的权力，并提名图拉真与自己共同担任公元98年的罗马执政官。就在宣布这个决定的3个月以后，公元98年1月27日，只当了一年多皇帝的涅尔瓦寿终正寝，其养子图拉真继位，开始将罗马的黄金时代推向*。图拉真——第一位行省出身的罗马皇帝图密善被刺当天，元老院之所以会紧急推举与弗拉维王朝没有血缘关系的涅尔瓦成为新皇帝，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没有子嗣，不存在子承父业的可能性。元老院仅仅只是把老好人涅尔瓦作为一个过渡性人物，打算待局势稳定之后再从长计议。没想到深藏不露的涅尔瓦突然将图拉真指定为养子和共同执政者，而图拉真不仅手握重兵，而且在罗马上层社会人脉广泛，根基深厚，是一位羽翼丰满的政坛名宿。马可·乌尔皮乌斯·涅尔瓦·图拉真（Marcus Ulpius Nerva Traianus，公元53年—公元117年）出身于西班牙南部的殖民小镇意大利卡（Italica），家境殷实，其家族在当地素有名望。他的父亲曾担任韦斯巴芗麾下的军团长，参加了平定犹太的战争，因建有战功而被韦斯巴芗推荐进入元老院，年轻的图拉真也因为父亲的升迁而开始步入罗马上流社会。从青年时代起，图拉真就跟随父亲在军中历练，久经沙场，屡建战功，年仅24岁就已经在叙利亚行省军队中担任副军团长，独当一面。后来他又相继出任财务检察官，进入元老院，荣升法务官，公元90年被图密善皇帝提名并顺利当选为罗马执政官。两年以后，图拉真又被图密善委以担任上日耳曼行省总督的重任，手上执掌着4个罗马军团，负责护卫罗马帝国的北部边境。上日耳曼又叫高地日耳曼，位于今天德国南部地区，是欧洲两大河流多瑙河和莱茵河的发源地和上游区域，首府设在科隆。图密善统治时期曾在莱茵河的美因兹地区与多瑙河的雷根斯堡之间建造了一座日耳曼长城，把南北走向的莱茵河防线与西东走向的多瑙河防线连接起来，二者共同组成了罗马帝国防御北方日耳曼民族的重要边塞。把如此重要地区的防卫重任交给图拉真，可见图密善皇帝对这位心腹大将的信任。公元96年图密善被杀时图拉真尚在上日耳曼镇守边疆，老好人涅尔瓦称帝后并没有改变图拉真的地位，而且很快就将这位手握重兵的帝国大员指定为养子和共同执政者。不久以后，涅尔瓦因病去世，图拉真顺利继位，成为第一个外省出身的罗马皇帝。图拉真可谓是继奥古斯都之后罗马帝国最杰出的贤君，文韬武略相映生辉，罗马帝国版图在其统治期间拓展到最大化程度。图拉真与此前的罗马皇帝不一样，他出身于西班牙行省。以前的皇帝或者来自罗马的名门望族，如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诸帝；或者出身于罗马的骑士阶层，如弗拉维王朝的皇帝们。虽然身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是罗马本地人。即使是在“四帝内乱”时期，外省的军阀们自立为帝，逐鹿中原，但是无论是西班牙总督加尔巴和奥托、下日耳曼尼亚行省总督维特里乌斯，还是犹太军团指挥官韦斯巴芗，他们仍旧都是出身于意大利本土的罗马人，只不过是在外省执掌军权罢了。然而图拉真却不一样，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这样就为外省人成为罗马皇帝开启了先例。同时，这个事例也充分说明西班牙（以及其他较早被罗马人征服的地区）已经日益被罗马文明同化，深度地融入罗马帝国之中。西班牙人可以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那么北非人、高卢人甚至东方人也同样可以统治罗马。这样一来，不仅狄多女王和汉尼拔的诅咒不久之后就将降临到罗马人头上，而且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人很快就要感受到被东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征服的滋味了。罗马人在加速推进被征服地区的罗马化改造的同时，也正在潜移默化地经受着被其他地区的文化同化的历程。因为图拉真是一个外省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血统或身世可以依凭，所以他才会兢兢业业地治理罗马帝国，创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军人出身的图拉真在风华正茂的45岁继位称帝，一共统治了19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无论是在内政方面还是在外事方面，都把罗马帝国推向了巅峰状态。图拉真在内政方面继承了涅尔瓦的治国方略，与元老院精诚合作，执政期间从未处决和流放过一个元老。自从屋大维开创了“两头政治”以后，元首与元老院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和谐。在屋大维统治时期，元老大多是他栽培的亲信，自然对他唯命是从；而屋大维本人也非常尊重元老院的意见。但是后来罗马帝国出现了一些暴君，如卡利古拉、尼禄、图密善等人，他们与元老院之间经常弄得剑拔弩张，势不两立。所以这些暴君死后，往往会受到元老院发布的一种耻辱性的惩罚——“记录抹煞罪”，即把这位皇帝在世时候的一切记录全部从公共场所和人们记忆中抹除掉，就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这种侧重于“身后名”的惩罚从一个方面也表明了元老院对皇帝的“生前事”的制约力，所以一些注重功德和名声的皇帝往往会极力维护与元老院的和谐关系。罗马已经实行帝制，但是在一般人民和元老们的心中，罗马仍然是共和国，“S.P.Q.R.”的标志在罗马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作为后世的研究者，当然可以明确地把屋大维时代看作罗马共和制与帝制的分水岭，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种界限未必是泾渭分明的。虽然此时已经有了皇帝（元首或奥古斯都），他的权力凌驾于执政官之上，实行终身统治，并且可以指定儿子或养子作为继承人，但是皇帝及其继承人在法理上仍然需要经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认同和推举。如果确如某些研究者（如蒙森）所言，共和国与王政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两个“年度王”（执政官）取代了一个“终身王”（国王）的话，那么帝制与共和制的差别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终身王”（皇帝）又重新超越了两个“年度王”罢了（而且皇帝本人往往还会长期兼任执政官的职位）。所以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即使有了皇帝，罗马仍然还是一个共和国。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S.P.Q.R.”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罗马元老小普林尼曾经有一次在元老院里当着图拉真皇帝的面说道：“所谓皇帝，他不应该立于法律之上。相反，法律应该在皇帝之上。”这种在一千多年以后英国大*运动中明确表述的“王在法下”原则，在图拉真和小普林尼的时代就被视为罗马元首制的法理实质；至于东方式的君主专制，那是在数百年以后才逐渐取代屋大维开创的元首制的。图拉真掌权之后，在元老院的积极配合下，大力加强法治建设和行省治理，同时进行财政改革，推动意大利本土的农业发展，设立专项基金鼓励生育。图拉真本人在生活上严于自律，勤奋节俭，崇德亲民。在罗马市内，他无论去哪里公干都从不乘坐车辇，像军人一样徒步而行；在两性关系和私德方面，图拉真同样是无懈可击。诚如盐野七生所评价的：“在图拉真身上，你找不出一丝一毫跟邪恶或堕落有关的东西。”他的妻子普洛蒂娜（Plotina）也是一位极具懿德的贤能皇后，始终与丈夫相濡以沫，风雨同舟，成为图拉真皇帝非常信赖的贤内助。图拉真在内政方面最著名的业绩就是大力推动公共工程的建设，他聘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著名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这是一个像达·芬奇一样神奇的古代工艺大师——修建了很多重要的公共工程。例如在达西亚战争中，阿波罗多洛斯奉图拉真之命在多瑙河上修建了第一座大桥。这座被命名为“图拉真大桥”的石质桥梁高27米，宽12米，全长1135米，堪称古代桥梁建筑的典范之作。大桥的桥墩遗址至今仍然伫立在罗马尼亚的塞维林堡岸边，上面镌刻着“Tabula Traiana”（图拉真大桥）的字样。图拉真修建的另一个宏伟工程是阿皮亚-图拉真大道，这条罗马大道从以前阿皮亚大道的终点贝内文托出发，经卡诺萨和亚得里亚海边的巴里，一直通达意大利“靴跟”的重要港口城市布林迪西，与此前修建的另一条从贝内文托经韦诺萨和塔兰托到布林迪西的大道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双通道。为了庆贺这条大道的开通，图拉真还在贝内文托修建了著名的图拉真凯旋门。这座气势恢宏的凯旋门既是对阿皮亚-图拉真大道的纪念，也是对不久前结束的达西亚战争的颂扬，甚至还是对300多年前罗马人在贝内文托打败希腊“战术大师”皮洛士的丰功伟绩的一种缅怀。屋大维完成统一之后，不仅在国内开创了安定的局面，而且也与帕提亚等周边国家缔结了友好协议，开启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屋大维不像恺撒那样深受“亚历山大综合征”的激励，并非始终想要征服东方，创造更大的光荣。屋大维在消灭安东尼、吞并埃及之后，就与帕提亚人握手言和，在北方则利用莱茵河、多瑙河防线来防御日耳曼人的
